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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困境《二》 |
2011-11-28 16:3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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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能在尽可能多的社区建立自己的垃圾分类服务点。这样，就不会再面对无垃圾可收的困境了。但分类的最初与街道双方各出资一半添置的“食品垃圾”与“非食品垃圾”两类垃圾箱，因为政府推行四类分法而被舍弃掉了。他为此忿忿不平：什么是其他垃圾？一点都不好懂！
他还试图与其他街道建立合作关系以扩大生产规模，却屡屡碰壁。“街道没有被充分授权，城管委又说我没有资质。”政府的补贴更是望不见影子。
不过，他还算是幸运的。中创沃德环保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曾在广州市番禺区建立了首个厨余垃圾处理厂，但其租住的厂区就在居民村中，因为垃圾异味不久就收到了排山倒海的投诉，在运行一个月之后无奈停业。
每天仅1吨的处理能力以及对选址欠周全的考虑，让支持环保项目的番禺区政府也没法站到沃德这边。不仅其前期百万元的投资打了水漂，与之结盟的小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热情也被泼了盆冷水。
与可以直接变现的废纸、废塑料瓶以及虽然要经过处理但附加值高的电子垃圾相比，处理厨余垃圾对原材料、技术的要求以及土地成本也都抬高了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
高安屯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中心采用的是另一种模式。处理中心由政府投资，北京嘉博文环境工程公司负责运营，工程全部竣工后，这座国内规模最大的餐厨废弃物处理厂的日处理能力可以达到400吨，是沃德的400倍。
这个处理中心与焚烧厂、填埋厂一道被安排在统一规划的朝阳循环经济园区，负责运作的副总经理金明明说，他们以处理比普通厨余垃圾养分更高的餐厨垃圾为主。这些垃圾是由政府出面，从朝阳区的各大宾馆、饭店和机关食堂收运过来的。他认为，垃圾分类要“倒行逆施”—要看后端有什么设施，前端再采取什么样的分类方式。
“目前国家在垃圾终端处理的标准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环卫管理处副处长顾育新说。他们也曾经向上级反映是否可以先制定一个上海地区的试用标准，但考虑到执行的难度并未能实现。他说，上海未来还是会以政府投资为主。“垃圾处理作为一个公益项目，薄本微利，成本回收的周期也比较长。企业进入的顾虑会比较大。”
广州市城管委垃圾分类处处长余尚风则希望采用“将政府资金与社会资金的引进相结合”的方式。他说，垃圾分类的难点在于效果受个体因素影响很大，即便有80%的垃圾被分出来了，为了那剩余的20%还是要重新分拣一次。同时，“前端的垃圾分类管理与后端的设施建设必须要同步。”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固废处副处长卫潘明也作此论，他说，“确定垃圾分类的试点时，只考虑有条件实施分类运输的地方。”
即便如此，余尚风还是希望政府、市民都要更有耐心：“因为设施建设需要时间，并不是那么容易推进的。”
“日本、德国等垃圾分类已经成熟的国家也都经历了二三十年的过程，一开始定的目标都不是很高。”清华大学主要研究固废处理的蒋建国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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